从拉图尔的行动者——从网络理论看边疆
作 者：李晋、齐盈瑞*摘 要：中国人类学在讨论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和历史时承继了人类学空间观念的整体变化，关注跨地域的网络和纽带。其中，民族走廊研究、流域研究、路学和口岸人类学是这个领域杰出的代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个领域的讨论。国际人类学界对美墨边境地区的研究证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从人—物结合的角度把边疆描述成充满变化的线路和网络。
关键词：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空间人类学；边疆
导论
边疆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地带，人类学的边疆研究多关注边疆的空间性及连带的社会和政治意涵。最早的边疆研究者将边疆看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并通过强调边疆地区的隔绝与疏离来突出其对民族—国家的意义；[1]随后的边疆研究者意识到边疆更多是多元文化的连接场所，遂开始注重社会实践的情境和过程，从弥散的日常生活把边疆描述成一个由复杂关系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2]这个意义上的边疆见证着人、事、物的交叉和流动，从总体上讲，随着研究经验的持续深入和全球化的持续开放，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越来越被概括为一个充满异质性和流动性的空间。
由此，从边疆研究的整体视野出发，本研究认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有助于在强调流动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把边疆地区进一步描述成复杂的线路和网络。 实际上，边疆人类学的空间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学空间观念的整体变化，后者作为人类学认识论的一部分塑造着人类学对 “文化”“地方”“他者”等基本概念的理解。 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学的空间观念历经从单一“地方”观念向“流动”与“网络”的转变，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边疆研究也发展出民族走廊研究、流域研究、路学与口岸人类学等新的话题，在基本空间设定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研究和单一民族研究对空间的理解。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无疑在当代人类学的变化中继续推动着人类学空间观念的革新，探索这个理论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前景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中国人类学者对边疆空间的想象。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人类学的空间框架在过去半个世纪如何从固定的地方转向流动的网络，并指出这种变化正可解释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第二部分关注中国人类学者从流动和线路的角度解释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走廊、流域、道路和口岸，并强调与这些研究相比，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更重视网络的变化和物的作用。第三部分深入解释拉图尔的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及要点，并指出这个理论与边疆研究的结合是值得探索的角度。为了说明这一点，第四部分将以美国人类学家杰森•德莱昂（Jason DeLeon）对美墨边境的民族志研究为例，呈现拉图尔的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在当代边疆研究中的应用及其意义。
超越地方：线路与流动
边疆在人类历史上历经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建构过程。在前民族—国家时代，边疆常被视作文明未及之处。不论是新教徒在北美大陆将边疆视作有待开拓的荒地，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边塞隐喻，中西方文明都习惯在“边疆”与“中心”之间建构“文野之别”。[3]这种边疆意象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得到重塑。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传统主义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而没有边界（border），现代民族—国家则以明确的边界为特征。[4]在国家主权观念的推动下，原本作为化外之地的边陲区域被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并且被理解为国家版图内部的边缘区域。
中国的边疆建构同样来自主权观念的崛起，更具体地讲，主权、边疆和民族的三重叠加是中国边疆建构的特点。 历史上的边疆部族经常对中原王朝的稳定构成威胁，这种不安感在民国年间演变为对国族存亡的担忧。于是，民国边政学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希望在少数民族中间建构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5]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几乎都被视为“边疆”，其占据中国60%以上的国土面积。边疆与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重合是中国边疆最重要的特点。在近代边疆的转型后，现代国家主权需要维护新出现的边界，或者说，他是在维护边界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存在。这种彰显有赖于具体的符号，不仅包括海关、移民局、边防检查站等国家机器，或是界碑、边界墙、铁丝网等基础设施，而且包括安全检查、隔离、拘留、驱逐出境等强制性司法手段，而该主权力量的实施使边疆地带的公民和跨境民众成为主权操控的对象。[6]
主权制造的边界必须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才能存在，这意味着边疆是与他者遭遇的场所。实际上，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边疆，边疆地区从来都见证着历史和政治关系中形成的各种文化的遭遇和碰撞。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中国的边疆地区同样见证着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与域外人群的商贸往来和互动。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交通技术发展和时空压缩感的形成，边疆地区的互动被带到了空前紧密的程度。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对长城的评论中指出，线性的边界概念不能被当做真正的地理事实，因为任何边界都将在历史的起伏波动中被延展为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广阔空间。[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疆是与他者相遇并产生互动的社会空间，边疆研究者应该从线路和流动的角度， 把边疆想象成文学家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说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on）。[8]
这样的空间想象也是人类学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空间对人类学来说只是界定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容器。最早的功能主义者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入手，把亲属制度、文化、经济、宗教等文化事实放在总体的社会视野中考察。这种工作方法突显出社会内部的联系和互动，也把看似封闭的小型社群建构为民族志书写的场景。但是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这种带有“地方”色彩的空间观念得以打破。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上面谈到的普拉特的“接触地带”的启发下，提出用线路（routes）替换旧有的对人类学田野
点的想象。人类学调查需要长时间的逗留与融入，但旅行和流动也是其重要的面相。克利福德认为，相比于社区和村庄等封闭的空间，我们不妨把人类学调查点想象成车站或机场。这些空间同样有范围和边界，但作为接触地带，它能够展示线路、旅行乃至沿不同轨道发生的人和物的流动。[9]
所以，人类学家阿克希尔·古塔（Akhil Gupta）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指出，人类学应该在广泛存在的空间联系中去探索“地方”，由此形成的多点民族志按照链条（chains）、路径（paths）、线索（threads）等空间想象串联多个地点，不追求把某个题目机械地塞入到固定的空间，而是按照题目的指引探索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些联系来理解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内涵。[10]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其他一些学者尝试在跨文化语境下研究物的生命史。物在被制造出来后并非处于静止和沉默的状态，而在生产、消费、流通和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折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的揭示映衬出更大的历史发展与变迁。[11]除人和物的流动，多点民族志也可以围绕人的生命传记展开，或是追溯文化符号与故事的流动。[12]其中，对流动的强调打破了全球与地方，以及主体生活世界与外部系统的对立。可以想见的是，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供应链、移民网络、跨国宗教和跨境政治运动等全球议题。
以多点民族志为代表的空间视角的革新，见证着人类学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例如，阿帕杜莱提出，全球化并没有使世界粘合成日益紧密的整体，而是制造着无孔不入的断裂、无序与流动———移民、劳工、难民、旅行者的迁徙重新定义着民族主义的版图，现代媒体在推动信息流动的同时塑造着新的想象，技术进步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并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跨国投资、外汇交易和金融市场推动着资金的转移和支付，庞杂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的身份情感与认同。这样，包括族群景观（ethnosacpes）、媒体景观（mediascapes）、技术景观（technoscapes）、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和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在内的五种景观不断杂糅打乱着原有的边界，让人群、文化与土地的绑定关系日益走向解体。[13]“没有民族的民族志”（ethnography without the ethnos）成为当代人类学必须要面对的话题。[14]可以想见的是，这样的视角必然会影响对中国边疆的讨论，因为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早已指出，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中国边疆地区尤其形成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15]与西方人类学超越“地方”一样，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也必然会意识到在人群、文化与土地之间建立绑定关系的单一民族研究并不能解释跨地区的迁徙和交流，也不能解释由其形成的多民族互助共生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先后涌现的民族走廊研究、流域研究、路学、口岸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范式和讨论见证着这个领域的变化。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线路”和“流动”
过去三十年，很多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把目光投向民族走廊研究。依靠山脉与河流形成的自然地理走廊构成了边疆民族迁徙和交流的通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的流动汇聚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等有代表性的边疆民族走廊。 跨区域的联结和流动是民族走廊最重要的特征。以藏彝走廊为例，这条南北走向的民族走廊以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边缘为中心，包括十余个民族在内的藏缅语族以及藏族、蒙古族、汉族人口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汇集于此，塑造了汉藏之间具有过渡和连接特征的走廊样貌。 藏彝走廊通过茶马古道延伸到中亚及西亚， 通过官方和民间层面的互市在国家与地方、中国与异邦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16][17]不管有没有引用多点民族志和西方人类学的讨论，类似研究的出现显然与世界人类学在空间观念上的变化有关。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对单一民族及传统社区研究的坚持，按照线路和流动来理解文化遭遇地带由人、事、物产生的勾连和互动。
流域研究为这个领域开辟了新的角度，在将视野从陆地转向河流时，流域研究更注重自然地理环境之于族群的整合以及区域整体的协同演化，主张将点、线、面三个层次的融合作为区域研究的总体架构。这个进路从聚落出发，观察纵横交错的河流在串连聚落和文化区域的同时形成往来的路线，并最终汇集成文化的扇面。流域内各族群通过生计劳作、文化交流、资源协调等社会生活过程将流域社会塑造成“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18][19]近年来围绕清水江展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该领域的典范。清水江流域地形复杂、崇山峻岭，被切割成不同的行政区划，但沿岸居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凭借生产、生活和交往冲破地理和政治区隔。以木材贸易为例，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的木材种植、采伐和运输过程搭建起区域市场网络，后者作为整体又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多重互动，流动的木材背后是整个流域共同演绎的故事。[20]
路学注重现代道路网络对中国边疆的效应，通过空间、效能、人群和产业的流动，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把边疆连向更遥远的世界。[21]道路推动了新空间的产生，也在新的方向上塑造着对空间的感知。由交通、运输、旅游、宗教朝圣等多元功能带来的人群流动连接了边疆与内地，拉近了边民与国家的交通距离和想象距离。[22]道路重新界定中心和边缘，与民族走廊和流域研究重视中国境内的地理区域及其与国家的互动不同，跨境公路意味着被视作“国家尽头”的边境城镇要被重新想象成全球路网的枢纽。朱凌飞和马巍在研究昆曼国际公路时指出，地处云南边陲的磨憨在公路修建过程中受到国家力量的塑造，但是也是联通东南亚贸易的口岸和节点。[23]
边境城市的流动和贸易最能证明对传统“地方”的打破，各种过境和贸易口岸是移民和商贸网络的节点。[24]当跨国人群和贸易带来文化及物质资源的碰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个体行动者而不是采取鸟瞰式的宏观视角，因为边民们会灵活选择自己的公民身份并借助独特的地理区位来谋划新的生计方式，保证自己在不同国家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中处于有利位置。[25][26]赵萱和刘玺鸿在对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研究中秉承了这种行动者取向的视角，他们认为塑造中哈边界的空间装置（dispositif）既包括不断变化的国家政策和海关、检疫、边防检查等正式的司法及行政机构，也包括骆驼队等松散的个人带货组织及不断灵活选择的“国门小摊贩”。[27]边界实践不总是遵循国家权力的设计，行动者作为跨境活动的主体能够通过借用和抵抗在结构力量之外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局面———这种行动者的自由和选择是理解口岸空间的关键。
上述讨论证明“流动”“线路”“网络”“节点”已经成为理解中国边疆的关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李晋尝试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纳入这个领域。他以宏观的笔触勾勒出藏传佛教僧侣如何在长达十世纪的历史中促使佛教网络从西向东传播，在各种历史、文本、传统、战争以及地缘政治的结合中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28]实际上，拉图尔的理论能够大力助推关于边疆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探讨。拉图尔在“全局”（global）与“地方”（local）之间建立勾连，通过一个个地点（sites）理解他们如何串联出更大的世界；其关注流动和联系，沿着行动者的轨迹把各种看似完整的社会空间和领域打开成线路和网络。但是拉图尔在两个很重要的面向上不同于已有的讨论。首先，拉图尔理解的网络并不像河道、道路、工程线缆那样有固定的线路，在这些实体线路中，网络中的要素总是沿着规划好的路线行进，人们能抓到有战略意义的节点，并做到周永明所说的“卡位”。[29]但是拉图尔描绘的行动者—网络并没有设计好线路，其行动者总是在自发而不能预期的运动中推动着网络变化。其次，拉图尔对“物”有独特的期许，在上面谈到的口岸研究中，扮演行动者的总是人。他们虽然可以借用和抵抗，但是权力装置也大致规定了他们能偏离的程度。对拉图尔来说，工具、技术、知识、思想、物品、微生物等人与非人（non-humans）都能成为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而且他们都能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影响网络的走势。
拉图尔的空间观
欲理解拉图尔笔下的网络为什么是一个没有沿着特定轨迹行进的人与非人的网络，我们就要悟透他对行动者一网络的定义。拉图尔指出，行动者一网络应该被理解成“工作之网”（work-net），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网络”（network）。[30]这里的关键是构成网络的“工作”（work）该如何理解。人们通常将“工作”与人绑定，但是在葡萄牙殖民者的远征中，他们不仅需要水手、天文学家、制图者、导航员等特定知识和技术类型的掌控者，或是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做支持。如果风和洋流击碎了水手的预期，或是遭遇能够让船只触礁的岩石，这些故障完全有可能导致航海网络的解体。[31]所有这些都证明由物完成的“工作”并不总是屈从于人的意志，其同样能决定网络的走向。拉图尔认，如果不把能动性（agency）当做人具有的能力和意图，而是将其定义成“产生影响”（make a difference），那么在行动者一网络里承担“工作”的就包括所有发挥作用的人与非人。
拉图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行动者。第一种是中介者（intermediary），这个类型的行动者不对网络的走向产生实质影响，他的作用在于把事物（entities）之间的因果效力以相对稳定的方式传送。比如，在涂尔干的经典解释里，作为图腾的动植物是澳洲土著拥有的社会分类原则的呈现，这些动植物作为象征规则的传送者，只是参与社会秩序的投射而不是形成。但实际上，涂尔干的分析已经证明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和特点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分类及因果阐释的建立。若我们把涂尔干理解的“社会”看作是由这些动植物的参与才形成的集体（collectives），这些动植物就构成了拉图尔说的第二种行动者———能够影响网络态势的转义者（mediator）。转义者的特点在于任何信息和条件在通过他的时候总会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拉图尔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影响力的传导过程称作“转译”（translation）。[32]
这样，行动者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对线路和网络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如供演讲者使用的麦克风看上去是稳定输出的中介者，但是当其突然出现故障，就证明自己是能带来变化的转义者。追溯行动者—网络就是追溯由转义者造成的影响力的传导对网络态势的影响。在进入网络时，每个行动者既影响其他的行动者，也被其他行动者的转义作用所影响。这些相互作用使网络中出现可以追溯的节点，并沿着他们就可以理解网络地势（topography）的形成。转译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细致解释每个节点上发生的人与物的联结，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将联结产生的地点当做具体的观察地点。这样，行动者—网络理论需要采取匍匐姿态，追溯一个又一个地点并将其串连起来。这种做法不同于很多人类学家将已构拟好的结构或框架放在互动的后方或上方并将其作为解释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解释的是结构和框架而不是行动者的真实联系。这就好比市场调研者不从交易行为、技术装置和法律规则中理解市场是如何被构建，而是从市场的整体功能或“经济人”假设出发，得到一劳永逸的解释。
但是，当研究者在一个个具体地点勾勒网络的态势时，这些地点又成为另一些行动者一网络的终点。比如，如果把舞台当做观察演员、观众和戏剧评论家如何连接的地点，这个舞台在可以追溯之前已经是舞美、灯光、道具、剧作家、后勤、投资人和无数工人辛勤投入的结果。所以，任何给定的地方在互动开始之前就汇集了溢出的部分。这些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行动者的要素提醒我们不能将任何地方当做追溯行动者一网络的起点，因为他已在很多向度上是不同行动者蜂拥而至的地方。[33]虽然拉图尔的行动者一网络从具体地点追溯整个网络的样态，但是他没有赋子任何地点以经验和逻辑上的先在地位，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都会把观察者翻入更多的地点，从而让追溯网络的过程牵扯出更多的纽带和联结。
这样，拉图尔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地点与网络二分的世界，每个网络都需要折入地点，每个地点都意味着更多的网络，地点和网络同时具有四散打开且可以被追溯的状态，研究者要追溯的是影响力的传导轨道。在追溯行动者一网络时，拉图尔经常把很多不同尺寸和尺度的东西当做同一维度的行动者。比如，在研究巴黎地铁时，他把数年前颁布的城市管理政策与乘客、检票机等技术装置放在一起，讨论这些政策如何转化为影响乘客身体动作的技术规范来揭示异质元素的作用。[34]当行动者具有的尺寸和尺度不具备区分的意义时，标定影响力的是他们连通到其他地点的管道数量。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交易大厅能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因为通过屏幕和信息通道，他们与整个世界联结。一个程序员的错误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雪崩式的变化。[35]拉图尔承认，他的理论在一些特定场合最能得到应用。除了金融和技术领域，在实验室、科技创新或一个工程刚开始时，由于各种技术标准、仪器装置、实验、数据和团队合作之间的协调还没有固定，研究者更容易看到他们如何扮演着转义者而非中介者的角色。[36]
边疆能否成另一个适合行动者一网络理论的场景？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边疆位于边缘而不是中心，各种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秩序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边疆在很多时候也受到不止一个中心的影响，当众多尚未结构化的政策、技术、经济与文化因素汇聚于此，他们很容易造成边疆地区复杂而多变的局面。人和物的结合也更容易以预期之外的形式出现。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很多边疆地区具备独特的地理和生态特征，他们在历史上是作为自然屏障才演变成边疆的。所以，拉图尔所说的“非人”在这样的地方更能彰显出作用。
美墨边境研究：一个应用拉图尔理论的例子
最近二十年，有超过600万人试图从亚利桑那南部的索诺拉沙漠进入美国，而其中至少有4000人在途中丧生。[①]由于处于无人区，很少有人知道非法越境者在沙漠中到底经历了什么。2017年，当时还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的德莱昂尝试用文化人类学、当代考古学和法医学结合的方式来重构索诺拉沙漠中的故事。在进入密歇根大学之前，德莱昂是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家，博士论文通过黑曜石碎片检视古奥尔梅克文明（Olmec Culture）的政治经济样貌。在中美洲进行挖掘时，德莱昂接触到很多想要进入美国的劳工，拉丁裔出身的他对这些故事有天然的敏感。他带领团队开启了一项名为“无证迁移计划”的研究，通过搜集偷渡者在穿越过程中留下的物质遗存、鉴别不同案件的发生现场，并对非法越境者追踪访谈，德莱昂把索诺拉沙漠描绘为一个由不同行动者构成的关系网络。这片沙漠吞噬了拉美追梦者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臆想，见证着美国政府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创造出两个在政治和经济秩序上差异悬殊并引导人们争相赴死的世界。凭借这项研究，德莱昂成为又一位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人类学者。
如果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追溯，今天美墨边境的跨境行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美墨战争。1848年，美国以停战为条件，强制购买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他们构成了今天美国南部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长达3000公里的美墨边境从太平洋沿岸的圣地亚哥向东延伸到大西洋的格兰德河口，中途越过几座山脉和沙漠。“边界”在吉登斯笔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墨边境完全呈现开放的状态。南部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工业化的成长期为后者的农业和矿业发展提供了亟需的劳动力。对于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原住民来说，在两国之间迁徙是他们的天然权利，美墨边境的自由往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由于经济危机，美国民众认为是南部的墨西哥人抢夺了他们的资源，要求政府遣返了大批墨西哥劳工。联邦政府颁布的《移民限额法》规定各国能够向美国输送的移民数量是有限的，无证的拉美移民由此成为非法移民。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这个问题。作一种更具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通过保护私有化和放任市场竞争等方式把先天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带进赛道。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承诺美国帮助墨西哥走向繁荣，但是在开放口岸后，墨西哥不但没能缓解上一个十年的危机，反而因美国玉米的倾销而产生数百万失业农民。这之后只要碰到经济问题，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拉美移民从墨西哥闯人美国。
20世纪90年代，在埃尔帕索等边境城市，很多墨西哥人靠翻墙就能进入美国。由于美国这一侧的边境人口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拉丁裔，执法部门往往分不清谁是居留者、谁是闯入者，因而只能上演追捕越境者的闹剧。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埃尔帕索边境巡逻队长雷耶斯最早想出一个名“封锁策略”的办法。他派巡逻队员和直升机在市区一带巡逻，把试图翻墙的墨西哥人赶到公众看不见的角落。[37]这个被称作“威慑预防”的办法在今天已成为美墨边境被广泛使用的策略。但是非法越境者从来没有减少，只是被推挤到更边缘的角落。今天有将近一半的偷渡者从索诺拉沙漠进入美国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美国公民只是根据城市翻墙丑闻的减少就认为边境防卫政策起到了效果，不知联邦政府只是利用沙漠来掩盖偷渡案件的发生。“威慑预防”虽为政府出台的一项国土安全政策，却深刻穿透了个体迁移者的生活和命运。在几天的时间里，偷渡者在广阔的沙漠上徒步，随时面临被人贩丢包、抢劫以及被毒贩强暴的风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现代国家在政治理性的驱使下通过“人口治理术”实现对自然性生命的操作，在半个世纪后的美国，生命政治不再指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寿命、户籍档案、人口素质等国家治理的常规领域，[38]而是指向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政治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阿甘本接续的是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的论述。在主权国家遭遇战争、灾害、政变等紧急情况，国家当局有权搁置原有的法律规范，进入一种由其决断一切的法外状态。[39]这种状态彰显着法律与政治的张力，一方面国家权力依托于法律；另一方面他又有悬置法律的权力。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的出现意味着跨过法律来直接控制生命，把人加工成政治的对象。而完满的生命应当如古希腊人所说应兼具“生物性的身体”和“有质量的生活”这两重维度，后者依托政治和社会属性而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但是当国家权力剥夺掉个体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外衣时，便制造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40]在今天，赤裸生命正伴随着例外状态的普遍而变得愈发常态化。 沿袭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各国政府已经习惯赋予自己的公民以人权，把非法移民、恐怖分子和难民等不具备国家公民身份的人排除在“社会”之外，使之成为难民营和收容所里的“赤裸生命”。
德菜昂指出，地处边境的索诺拉沙漠是美国政府制造的“例外空间”，他把未经允许而进入美国的拉美移民降格为不受保护的“赤裸生命”。执法者在这里可以搁置司法保护的准则，名正言顺地使用非正常手段对待生命，就算遭遇死亡，穿越者也不会掀起波澜，因为他们没有被美国社会赋予合法穿越国境的权利。德莱昂提到，索诺拉沙漠一带经常能找到手骨、牙齿以及被动物撕咬过的裂骨。这些人骨碎片只要轻轻一捏就化成粉末，即便带回实验室登记，也不过是在死亡资料库里添加一页无名无姓的记录。[41]没有人在意这些不具政治和社会属性的人如何在风中消逝，他们只被当作大自然造成的诸多意外之一。但是，德莱昂认，边境查缉策略正是依靠地形和气温等自然因素来实施暴力，并通过所谓“自然后果”来开脱联邦政府的责任。至少在拉图尔的理论里，任何“自然后果”都理应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予以重视，因为各种非人同样参与了社会纽带的构建。
德莱昂将索诺拉沙漠描述一个由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异质集合体”（hybrid collectif）。[42]按照拉图尔对行动者一网络的解释，事物总是以一种混融自然和非自然的“杂合体”状态存在，人与非人的遭遇和结合把他们构成的网络导向不同的样态。在德菜昂笔下，非法移民、边境巡逻队、利用沙漠运毒的毒枭或抢匪，甚至沙漠独有的高温环境和适应这片环境的动植物共同构成了这片异质集合体里的能动者。他们通过持续而复杂的互动及其在特定时刻的能动性把穿越者导向不同的命运。沙漠异质集合体的能动性首先体现在对穿越者行动的影响。索诺拉沙漠六月到七月的平均气温超过38摄氏度，灼烧的烈日在穿越者刚进入沙漠时就开始抽取他们的体力。这里的巨型仙人掌和大牧豆树长满了适应沙漠环境的针刺，虽然能偶尔提供树荫，但更多时会刺伤路过的行人并影响他们穿越沙漠的速度。陡峭的山谷布满着稍不留意就会让人摔跤的碎石，他们与荒漠、峭壁和山脉一起包裹着穿越者，令其在热浪涌动下难以辨别方位。蛇蝎和野猪不时在寂静的野岭中发出密窣声响，并在穿越者行动孱弱时伺机而动，试图将整个网络带向不同的方向。在偷渡者走过三分之一的路时，他们将面临体力透支和饮用水耗尽的危险，这时若不想暴毙于沙漠，他们要么调动极限尽快赶到有水的泥潭，要么选择向附近的巡逻队员投降。后者早已狡黠地在空调车中休息多时，等待偷渡者精疲力尽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穿越者遭遇死亡，沙漠环境又开始以新的方式发挥能动性。亚利桑那皮马郡法医室检验的2000多名死者中有将近一半已经无法确定死因，这正是由于沙漠的自然条件加快了尸解的速度。德菜昂团队把家猪尸体丢在偷渡者穿越的路线，将其像人一样佩戴好衣服和背包，再通过每天观察摄像来记录尸体的分解速度。当家猪散发剧烈的腐臭时，盘桓在上空的秃鹰会俯冲下来，用钩针般的和利爪将腐肉啄食殆尽，猪的躯干和骨头被郊狼和恶犬撕咬。随着衣服碎片散落在四方，预先塞在衣服口袋里的证件会被风沙掩盖在远离尸体的地方，最迟半个月的时间，所有能够定义死者身份的证据就在这些自然因素的作用下烟消云散。[43]
但是，在将穿越者带向不同的命运节点时，沙漠也在暗中保留着他们行动的痕迹。利用当代考古学方法，德莱昂通过边境巡逻队员眼中的“垃圾”将停靠点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些地点告诉我们穿越者如何在广袤的沙漠中移动——遍布空罐头、水瓶等生活垃圾的树丛是穿越者休息和驻扎的地点；摆放十字架、《圣经》缺页和圣母像的石壁是人们在途中祈祷的场所；堆满补给品、衣物等累赘行李的区域是他们成功完成穿越后等待人贩子接应的地点。每件物品上的使用痕迹透露出穿越者与环境互动的信息：破洞的球鞋说明使用者的双脚已经布满血泡，用内衣肩带捆住鞋底说明使用者不想掉队，迫切地想要前进。[44]这样，通过重新揭示各种人与非人在偷渡过程中的作用，德莱昂强调联邦政府是把施加暴力的脏活留给险恶的自然因素，并通过不在场证明使自己免于被问责。
结语
综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强调流动和线路上具备两个优势。首先，他在扁平空间中追溯事物联系的做法使研究者切实了解网络和线路的串联方式，以极具动态的经验主义做法把网络的生成过程还原到具体场所；其次，通过重新定义行动者的范畴和类别，他的理论能够引导研究者去发掘被遮蔽的因素，把传统社会文化研究没能涵盖的要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两个优势无疑能丰富和拓展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帮助研究者以灵活宽广的方式拓展民族走廊、流域社会、路学研究与口岸人类学的既有成果，探索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在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景，助推中国边疆研究与人类学前沿领域的进一步结合。
德莱昂的研究打通了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和方法，而且以更加微观和细致的态度注意到移民网络上的方方面面。他的研究应该能够说明，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同样能为中国边疆研究带来视角和方法上的草新。可以想见的是，不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设施的铺建，多元文化与技术的碰撞，或是跨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拉图尔的行动者一网络理论都能帮助中国的边疆研究者更好地注意到边疆实践的复杂面向并整合这些面向。我们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激发更多学者关注这个领域并创造出富有启发性的成果。